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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讯》(1947-1948)看历史的人心向背

2017/7/3 14:36:04 来源:民盟市委

  《国讯》是由黄炎培先生创办,先后发行长达17年的一份刊物。创办时间虽常,但其间颇遭曲折。《国讯》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刊,最初名为《救国通讯》,不定期出版。1931年1月改名《国讯》,1937年11月因战局被迫停刊。1938年8月在重庆复刊,先后出过香港版、昆明版、桂林版,后也都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刊物在上海复刊,但到1946年9月再次被迫停刊。1947年5月第三次复刊,发行周期为周刊,从411期发行至457期。最后这次复刊时,发行人为黄炎培,主编人先后为杨卫玉、俞颂华、潘公昭(潘朗)。1948年《国讯》或因446期中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因此被国民党指为“为匪宣传”,被迫于1948年4月9日停刊。

  1947年5月至1948年4月第三次复刊时期《国讯》的主张,在其《复刊词》中写得很清楚,就是——民主:“我们在四○○期,坚决地发表过这样的主张:‘只有民主,可以促成团结,可以统一,可以取得和平,可以建设。这样才能使国力加富加强,才能博得国际间的重视,而巩固彼此的合作;才使野心国家不敢轻视,而外侮不会发生。只有民主,才可以创造中华新的国运。’……民主一日未成,我们责任一日未尽。我们尤期望在我们这一刊物编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发生内心的最深刻的共鸣,由共鸣而发为精神的团结,由团结而产生力量!”

  虽然刊物自称为综合性周刊,但是这一时期《国讯》的内容主要还是聚焦国内时政,特别是民主政团的活动、学生运动、国际形势等,反映了1947年后半期至1948年前半期的中国政治动向。在此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以及闹学潮的学生,无疑是四个最受瞩目的群体。回望历史,在《国讯》的报道与评论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群体在其中的历史形象,而中国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的人心向背,在《国讯》对这些群像的描绘中,已经显露无疑。

  一、国民党:蝇营狗苟,丧失人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继续达到独裁的目的,做了一系列的不得人心,尤其是让民主人士心寒的举措。先是1946年2月重庆的较场口惨案,接着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营业部,后又在西安捣毁了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随后逮捕杀害该报法律顾问王任律师,5月又枪伤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同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完全推翻政协会议确定的民主宪政原则。7月又发生了震惊世人的“李闻惨案”。10月国民党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1月违反政协协议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在当时拥有强力优势的国民党,在行动上自然有能力以武力为后盾为所欲为。不过作为执政党,一方面号称要是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又总言而无信,甚而总耍些见不得光的流氓手段,不得不说是在自毁形象,失去民众尤其是喜欢讲道理的知识分子的信任。

  在《国讯》复刊首期的一封读者投书中,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不知其可的形象显露无疑。1947年5月,中央社发布了捏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说中共一方面在散布潜伏组织,另一方面利用公开的外围团体,如民盟等从事煽惑鼓动,以作为暴乱的工具。中央日报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写了社评,大意提醒公众要以冷静来拒绝煽动。读者在来书中说,从先前中央社中央日报对“李闻”等事件的报道来看,“老百姓看见明明是白的,他们可偏偏说是黑的,而且颠倒是非,不止一次,这叫我们读者怎么敢相信呢?”对于民盟、民建、农工党对中央社造谣的否认,读者说:“而这三个团体呢,就他们的过去负责人的信誉来说,似乎还没有使人民失望。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起来否证了,在他们的否辩没有被驳倒以前,我们在那篇纲领和三个团体声明的真实性之间,自然是取后者而舍前者。”

  如果说1947《国讯》复刊首期中的国民党的形象尚且可视为不太可信,到1948年曾昭抡所撰的评论中,国民党已经就是要让路人千万小心的骗子,他直接呼吁教授们不要上国民党的当了。曾昭抡写道:“近来北平消息,有‘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之成立,其详情已见报端。本来自去年七月,扩大内战以来,国内一切民主团体,甚至微带自由色彩的政治运动,早已先后摧残窒息。最近连各大学的大学生,亦被剥夺其普选学生自治会代表的权利。围着要指派代表,利用各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伪造舆论,不惜以武装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更以逮捕、开除、杀害等手段摧残此辈心地坦白、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青年。在这种环境中,如果说新发生的政治团体,有政府要员参加者,后面没有人牵线,那真实白日见鬼。此等团体或运动,可说连批判的价值都没有。”作者呼吁有学术有地位、曾经受到一般青年崇敬的大学教授,切莫上当,一切尚有羞恶之心的人,都不会愿意把名字与职业官僚并列一处。

  二、学生运动:反对内战,世人同情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内战。从5月中旬开始,上海、北平、南京等城市学生举行罢课、游行,要求改革学制、改善生活,反对内战。学潮的终极原因,还是国民党挑起内战,弄得国家民不聊生。黄炎培在《打不得》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工潮、米潮、学潮,他们要求的目标虽各有不同,总的原因,是要求生存……当局者,只能正本清源,疏导宣泄,万不可扬汤止沸,投石激波,更不要加以别有背景,受人指唆等等名词,反而使他们更增加愤怒更为激昂。所谓正本要停止打仗,所谓清源也是停止打仗,不打仗万事可平,再打万劫不复,打不得了!打不得了!”

  为了对付学潮,5月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严禁人民越级请愿,并规定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不得聚众威胁。5月20日,北平1.5万余名学生在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时受到袭击,被特务军警打伤100多人,20多人被捕。对于政府的《临时办法》,《国讯》的读者投书说得十分辛辣,读者说现在几千人的请愿的确弄得院长、部长、市长们焦头烂额,如果换了只是应付十个代表,他们当然就可以应付裕如,也许因此他们就不把这件事看成学生运动,而只认为是一件没有什么要紧的小事情了。“我们的政府向来对一切事情都是推,拖,拉,要使他办成一件事,到是需要加上一点压力的。”而且结合去年的下关惨案的经验,与其说学生们“聚众胁迫”,不如说是“聚众防卫”。

  史良也在《从法律观点论学生运动》的演讲中指出,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做法毫无法律依据。国民党政府发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和上海市宣布的《四项紧急措施》如果说是法律,却没有在立法院的通过或获得追认;如果说是命令,又有违于宪法与现行的法律。学生反饥饿、反暴行、反内战,无非都是为了正当的生存权,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对于学潮是否受民主党派操纵,《国讯》刊载了民盟上海支部的说法,认为政府污蔑民主党派操纵学潮,是“不特污蔑在野民主党派,亦侮辱纯洁之青年学生,因青年学生有独立自由之意见,非任何党派所能操纵。”民盟上海支部还同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赔偿学生损失,接受学生的合理要求。

  三、民主政团:横遭摧残,逼上梁山

  《人民的世纪》是《国讯》每周的时政信息栏目。此栏目以摘编的形式,简要但相当集中全面地报道了当时各民主政团的主要活动情况、民主运动的动态,发布民主团体的讯息,如“农工民主党时局宣言”、“洪门民治党在港活动”、“民主建国会最近动态”、“上海工协对时局宣”、“人民团体时局宣言”、“三民主义同志会书面声”、“民社党革新派发表时局意见”、“致公党正告魏德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这种范围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党派的广泛报道,很好地反映了1947至1948年之间各民主政团的积极活动情况。

  1947年下半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愈加恼羞成怒,对民主政团采取更加野蛮的反动措施。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在西安惨遭杀害。《国讯》随后即载文《杜斌丞其人其事》,文章说杜斌丞曾任榆林府所属九县联立榆林中学校长达十六年之久,有桃李遍西北之誉。国民党的杜聿明、共产党的高岗都出其门下。“杜斌丞做了一二十年的校长,做了许多年的大官,然而他一直是两袖清风,被捕时的寓所——王家巷三十二号,也是向人租赁的。”文章虽未就杜斌丞被杀一事指斥国民党,但是从其对杜斌丞的高尚人格的描述,自可反衬国民党作为的鄙陋。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在上海宣布解散,自此其它民主党派也不能公开活动了。从《人民的世纪》栏目来看,民盟被迫解散事件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此事件之前,该栏目每期多有各民主政团的种种动态,事件之后的栏目对于民主政团活动的报道明显减少,偶有的也只是各政团在“香港”等海外的活动消息。

  对于民盟的解散,《国讯》刊载的《北平各大学教授为民盟问题宣言》一文可见知识界当时对此的看法:

  “政府此举,旨在消灭民盟,且不论其直接效果如何,实对民主宪政前途留下极恶劣的影响。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於‘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诟病。充此而言,势必至于惟依附政府之政党始能活动,惟顺从当局之人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遂谓之‘乱’。又且从而‘戡’之。试问人民的权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们即使不为民盟鸣不平,也不能不为国家前途,为人民安全,感到深切的忧虑。政府如简捷了常,明白实告不复实行民主宪政,我们即无一句话可说。政府既尚宣称维护民权,保障自由,则我们还愿意郑重进其忠言。对于这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文章中另外说了,如果民盟中有不法分子,那是个人行为。抗战各党都有附敌的,不能说各党都是卖国的党。再者针对南京民盟人士被监视,宣言认为个人不应受到团体的株连,个人绝不可因其盟员身份而有罪。此外即使犯法,也要依法拘捕,但近来各地层出不穷的却总是“失踪”事件。

  显然,在知识界看来,民盟的被迫解散,不在于民盟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国家法律,而是国民党的这种号称维护民权,实则摧残民主的做法是“不智”的,政府的行事是“不法”的,对政府的及其失望显然溢于言表。

  而在民盟的当事人来看,民盟真是何罪之有!“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否?”

  国民党不在乎中立民主势力的支持,民主势力与这样的政权终究没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国民党硬生生的把支持民主和平事业的民主政团逼迫成了自己的对立面。